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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儒林外史》“仿唐人小说”覆议

2024-04-03 20:33:09 来源: 责任编辑:

作者:白金杰(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)

  《儒林外史》的文本风貌别具一格。它既部分遵循了正史的文体规范与撰述宗旨,又广泛化用了传统稗说的形式与素材。这使得近现代学者对该书的“见解”与“手段”交口称赞,却对其“结构”与“笔法”莫衷一是,因为前者近乎“现代”,而后者则植根“古典”——倘若不能对中国小说的传统有“同情之了解”,就很难给予《儒林外史》的文本风貌以合理的阐释与评价。

  《儒林外史》问世后,清人程晋芳在《文木先生传》中首次提出吴敬梓“又仿唐人小说为《儒林外史》五十卷,穷极文士情态,人争传写之”的说法。程晋芳是吴敬梓的好友,对其生平知之甚详,故这一说法多为人接受。但如何诠释“仿唐人小说”,却是令人费解的难题。

  清代点评家未就“仿唐人小说”展开议论,而是强调《儒林外史》与明人小说的关联更甚,如黄小田称《儒林外史》“篇法仿《水浒传》”、天目山樵评“用笔实不离《水浒传》《金瓶梅》范围”。出于对程传的信重,当代有学者试图从题材选择、文体特征、艺术手法等方面入手,找出《儒林外史》“仿唐人小说”的依据,但得出的结论并没有冰释困惑。实际上,“仿唐人小说”的说法相当粗率,既不符合作者本意,也不能概括《儒林外史》的整体风貌。理由如下:

  《儒林外史》的题材旨趣与唐人小说背道而驰。《儒林外史》“机锋所向,尤在士林”,其中虽有僧道、侠客、倡优与吏役,不过是烘云托月之辈,而唐人小说——一般指唐人创造的“传奇”新体,重点关注豪侠与爱情,即便包括魏晋旧体,也以搜奇纪异为主。《儒林外史》中虽有化用唐人小说的情节,但比例很小。经现当代学者稽考,《儒林外史》从笔记旧籍中撷取来的情节多达六十六条,但出自唐人小说(包括笔记)的不足十条(见李汉秋《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》)。不仅如此,《儒林外史》还用解构与颠覆的态度,对相关情节进行了仿写和调侃,如“侠客”张铁臂实则是个拙劣的江湖骗子,“解语花”聘娘不过是个心慕富贵的倡女。小说还通过杜少卿论娶妾一事“最伤天理”,郭孝子论侠客在四海一家之时“只好叫做乱民”,表达了吴敬梓对豪侠与爱情题材的态度。

  《儒林外史》的文体风貌与唐人小说大相径庭。陈文新将唐人小说的文体特征概括为“传记的辞章化”,《儒林外史》的特征则很难一言以蔽之,笔者暂将之粗略表述为“列传的去辞章化”。尽管“传记”和“列传”都可以追溯到“史”的源头,但中国小说或多或少都与史传相关,不必强调仿自唐人小说。此前吴组缃在《〈儒林外史〉的思想与艺术》一文中就提出《儒林外史》文兼众体,“显然受了‘三言’‘二拍’之类话本小说和《三国》《水浒》之类长篇的影响;同时也有些像《史记》的‘列传’或‘五宗’、‘外戚’诸篇形式的放大。”吴组缃并未提及唐人小说,也许是无意的疏漏,但也间接说明了《儒林外史》与唐人传奇的关联并不明显。若要就“辞章化”来论,《儒林外史》则通篇白话,有意摒弃辞章,甚至放弃了诗赋骈语写景这一传统,与唐人小说追求华艳文辞形成鲜明对比。

  《儒林外史》的篇法笔法与四大奇书更为相近。唐人小说多为传奇体,独立成篇且组织精密,《儒林外史》算是章回体,“人各为传,而前后联络,每以不结结之”,有“篇法仿《水浒传》”之说(黄小田)。最早为《儒林外史》作序的闲斋老人仅将《儒林外史》与明代四大奇书相比,称是书“有《水浒》《金瓶梅》之笔之才”。尽管《儒林外史》可能也学习了唐人小说“笔力雄健、意蕴深厚、刻画姿形尽相的真本事”(见薛洪勣《明末清初小说漫议》),但二者风格各异,因为唐人小说“作意好奇”,而《儒林外史》重在写实,“事则家常习见,语则应对常谈”(黄小田),“描写世情,实情实理”(天目山樵),就算写书中第一流的人物虞育德,小说也全用正笔,不用曲笔,刻意避免神秘化。因此与其说《儒林外史》“仿唐人小说”,不如说“仿四大奇书”更贴切。除了上述,还有如下理由:

  风格不似唐人小说。陈平原《中国散文小说史》在面对“仿唐人小说”这一说法时,曾直言“不大好落实”。但他提供了一个新思路,那就是跳出文体而转向文风,提出“小说分唐宋,主要依据文体(文言或白话),但也有将其推衍至风格之雅俗的。程晋芳正是在此意义上,穿越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边界,将《儒林外史》与唐人小说直接挂上钩。”崇俗讳雅,确实合乎程晋芳的文体观。然而,若就风格雅俗而论,文言固然雅于白话,但只要是小说就难免有小道之嫌。程晋芳是《四库全书》总目协勘官,《四库全书》在处理唐人小说时格外审慎,仅将记杂事、异闻、琐语的“笔记体”归入子部,“传奇体”基本弃置不录。《儒林外史》从风格更雅的子部和史部中得到的启示更多,倘若程晋芳要推重《儒林外史》,何不说“仿子部小说”、“仿春秋笔法”或“仿史迁风神”呢?

  创作动机不似唐人小说。胡应麟说唐人以小说为行卷,来展示个人的史笔、诗才和议论,助力于荐举。吴敬梓在征聘博学鸿词科之前,曾借《移家赋》逞才使气,夸耀家世才华,宣称“千户之侯,百工之技,天不予梓也,而独文予梓焉”,高调宣称怀才不遇,隐然有向南京名士“行卷”之意。家世的余荫与高调的才名最终为吴敬梓赢得荐举博学鸿词科的机会。《儒林外史》写于“却聘”之后不久,程晋芳或许出于对吴敬梓的了解,认为吴敬梓辞聘后由吟诗作赋转向作《儒林外史》,仍究在文采与意想而已,甚至为之惋惜:“吾为斯人悲,竟以稗说传”。尽管程晋芳是吴敬梓的忘年交,但他对吴敬梓“仿唐人小说为《儒林外史》五十卷”的表述相当粗率。不仅“仿唐人小说”的提法不够明确,就连“《儒林外史》五十卷”的说法也不够严谨。即便他出于雅化《儒林外史》的目的,以推重友人,但这未必能够得到吴敬梓本人的认可。因为在却聘前后,吴敬梓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,他曾借《儒林外史》杜少卿之口,宣称“做秀才,有了这一场结局,将来乡试也不应,科、岁也不考,逍遥自在,做些自己的事罢!”所谓做自己,就是要回归儒者本分,做些经世致用的实事。

  落实在著述方面,吴敬梓不会选择“仿唐人小说”,有两个重要的论据:一是吴敬梓曾在《玉剑缘传奇》叙中明确表达了对“仿唐人小说”创作的态度。该书是其友人李蘧门“消其块磊”之作,内容“述杜生、李氏一笑之缘,其间多所间阻,复有铁汉之侠,鲍母之挚,云娘之放,尽态极妍”。吴敬梓不仅称之为“郑人之音”,还特意为朋友辩护:“吾友人二十年来勤治经,羽翼圣学,穿穴百家,方立言以垂于后,岂区区于此剧哉!”可见吴敬梓并不认同这种做法。二是吴敬梓在“却聘”后认为“治经”才是“人生立命处”。《文木山房集诗说》是吴敬梓治经的代表作,与《儒林外史》大约同时而作。吴敬梓在该书“玄鸟”一则中也发表了“种种不经之谈,词赋家所艳称,而儒者不道”的主张,有意强调自己的“儒者”身份及著述立场。因此即便做小说,吴敬梓也选择了“儒林”为对象,专以士风世道为念,刻意放弃自己擅长的诗赋才能,与唐人小说作意好奇、无关大体者不可等量齐观。

  当然,我们无须苛责程晋芳,因为包括他在内的后世学者在阐释这一问题时,都很难给出确切的答案,这恰恰说明了《儒林外史》文本风貌的复杂性。所谓仿《水浒传》、仿《金瓶梅》等说法,都是管中窥豹,只见一斑而已。事实上,吴敬梓对传统文体的“仿写”并未局限于一种,而是兼采正史与稗说,创造出一种“别体”。尽管这种“别体”的特征目前仍难清晰地概括,但后世出现诸多“仿《儒林外史》”者,足见其文体的特别和影响之大。

  《光明日报》(2024年02月26日 13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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